清順治十四年（西元1657年）十一月，江南省會江寧府（今南京市）的江南貢院（鄉試會場），上百名秀才群聚在貢院的夫子廟前集體「哭廟」，這群讀書人竟在眾目睽睽之下，公然地哭天搶地，只聽到「蒼天無眼！取科不公！請孔夫子作主啊！」的口號喊得震天嘎響，有些人甚至因情緒過於激動而昏過去。
因哭喊聲實在驚人，江南貢院內的簾官們（駐於試場的官員）聞訊，紛紛出來了解情況並試圖安撫這群秀才，想不到有幾名秀才一看到簾官，立刻一股腦的氣衝上心頭，按耐不住內心的激憤，竟出拳毆打了簾官，讓現場更加混亂，最後驚動了官府，兩江總督不得不派官兵到現場維持秩序。
原來是甫結束不久的江南鄉試，放榜結果因過於離譜而引起地方譁然，許多赫赫有名的才子文人，幾乎多數都名落孫山，僅有少數幾個幸運登科，反觀其他上榜的多數都是富貴大戶的紈絝子弟，大都是平日不學無術、才華平庸之徒。地方上盛傳乃因本次主考官方猶、錢開宗二人徇私舞弊，公然定價、收受賄賂，才讓這次鄉試的結果如此離譜不堪。搞得聲名狼藉的兩人，在離開江南貢院時，還被落榜的秀才們沿路丟石頭追打狂罵，狼狽地落荒而逃。
自科舉制度實施以來，在當時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的社會氛圍下，士子們寒窗苦讀，為的就是有朝一日金榜題名，獲得功名以光耀門楣，而科舉的錄取率非常低（鄉試的錄取率約５％），有人考了一輩子都考不上，因此歷代朝廷對於科舉的公平性相當重視，對舞弊的行為均明訂律法予以重罰。
這次的科場舞弊事件鬧得沸沸揚揚，一路鬧到北京城裡，終於傳到順治皇帝的耳中，讓他勃然大怒。原因之一是他在當年的七月，曾特別召見方猶、錢開宗二人，還當面告誡他們說：「江南素稱才藪，今遣爾等典試，當敬慎秉公。倘所行不正，決不輕恕。」想不到方、錢二人膽大包天，竟將聖諭當成馬耳東風，一到江南就與地方官僚、士紳串通起來收受賄賂。原因之二是一小群失意的秀才，殺傷力遠大於一大群飢餓的農民，引唐代的黃巢為鑑，他就是因屢次落榜，最後一氣之下率領農民造反，所以知識份子的矛盾與不滿茲事體大，處理不好會動搖統治基礎，必須要格外謹慎。
因為案子實在鬧得太大，朝野一時之間議論紛紛，這時有個給事中官員名叫陰應節，與兩江總督郎廷佐，兩人都上奏彈劾江南主考弊竇多端，請立賜提究嚴訊，以正國憲，重大典。於是順治皇帝下旨將方、錢及十八名同考官全部革職，並押解至京師刑部，嚴行詳審。同時決定對本次江南新榜的舉人進行複試，以鑑別真偽，複試訂於次年（1658）三月在京城舉行，由順治皇帝親自主持。
當時有個中舉的文人名叫吳兆騫，本是江南有名的才子，他是少數憑真本事上榜的舉人，並未賄賂主考官，與這次的科場舞弊無關，卻因榜上有名而成為涉案嫌疑人，也被召往京城參加複試，原本的幸運上榜此時卻變成命運的不幸，這一去讓他從此歸不得家鄉。
由於這次參加複試的人都被當成行賄的嫌疑人，順治皇帝規定他們全部要戴上枷鎖刑具，且派軍隊全程武裝戒備，每名考生同時由兩名持刀的士兵在背後戒護監視，考場氣氛格外森嚴，讓所有應試的考生不由得心生驚懼。加上時值北方嚴冬，而這群考生都是南方人，很多人都凍得直打哆嗦，又被氣氛搞得緊張不已，當場有人就不堪身心負荷而暈過去，根本無法應試。
話說那吳兆騫乃一介書生，生平從沒見過這等陣仗，當下也嚇慌了，攤開試卷的剎那，腦袋一片空白，平常文思泉湧的他，此刻因緊張害怕，竟然戰慄到不能握筆，寫不出半個字來，最後交了白卷。
複試結果僅有七十四人通過，順治皇帝認定科場舞弊案確定，立即下旨嚴懲，方、錢二主考官最後被判斬決，其餘同考官十八名全部處絞刑，妻子家產均被沒籍入官。而那吳兆騫雖然最後被查明並無行賄，但因複試交了白卷，也被革除功名，另外被責打四十大板，不但家產被查封沒收，本人與妻子還慘遭流放到寧古塔（今黑龍江省寧安縣），堪稱是史上最冤枉的倒楣考生。
順治十六年己亥（西元1659年）， 吳兆騫當時年二十九歲，自京師出關前往流放地寧古塔，在北大荒勞改生活了二十三年後，終於在康熙二十年（西元1681年），經諸多友人努力營救，籌了贖金兩千兩，以認修內務府工程的名義贖罪放還。但因長期在嚴寒生活，他早已不適應江南水土氣候，回來竟大病了數個月，後來轉赴北京治療。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八日（1684年11月24日），因病客死於北京，享年五十四歲。
留言列表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