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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今世界上的政治體制,大都沿襲自歐美國家的「政黨政治」,無論是「君主立憲制」或「共和體制」,都是由政治理念相同的一群人組成政黨,再透過選舉方式來取得執政,目的還是獲得政權,只是以較文明的方式來取代從前的動刀動槍。政黨政治並不是完美的,且有許多缺點與弊端,人類在未來或許能發展出更完善的制度,但就目前為止仍是較為理想的制度。

 

理想中的「政黨政治」,是期望經由政黨之間相互的監督與良性公平競爭,來滿足選民所望、促使國家不斷地發展進步;但放諸世界各國,除了少數歐美先進國家之外,政黨惡鬥的例子反而屢見不鮮,政黨之間相互傾軋、抵制對手,最嚴重的後果是讓國家陷入長期動盪不安,最後演變成流血衝突,又走回動刀動槍的老路。

 

「政黨」這個名詞,如同「民主」、「自由」、「人權」…等,是日本人創造的現代日式漢字詞彙,用以翻譯英文中的”party”一字,然而在古代的中國,「黨」這個字卻是以負面意義居多。

 

《説文解字》:黨,侵不鮮也。從黑尚聲。「尚」意為熱衷、「黑」代表弊端,因此「黨」的造字本義就帶有「行為不光明,偏袒作弊」之意,後來又衍生出一意:因利害關係而結成的小團體稱之為「黨」,所以帶有黨字的辭彙或文句大都帶有貶義:

《論語》子曰:「君子矜而不爭,群而不黨。」

《荀子˙臣道》:「朋黨比周,以環主圖私為務,是篡臣者也。」

《後漢書·黨錮傳序》:「自武帝以後,崇尚儒學,懷經協術,所在霧會。至有石渠分爭之論,黨同伐異之說。」

《朱文公文集》:「宰相植黨營私,孤負任使。」

《閱微草堂筆記》:「此輩結黨營私,朋求進取,以同異為愛惡,以愛惡為是非。」

 

可見古人對於結黨一事甚為反感,主要原因在於結黨通常都是因利害關係而結合成群,且一但結黨後,人多聲勢壯大了,常會為了爭奪利益而攻訐、鬥爭,無法見容異己、欲除之而後快,故古人認為結黨弊大於利,君子應避之。諷刺的是,深受禮教約束的中國士大夫,卻每每無視於聖賢教誨而相互結黨,導致歷代的黨爭層出不窮,且造成的後果都是讓國家走向衰敗甚至滅亡:東漢有黨錮之禍、唐代有牛李黨爭、北宋有新舊黨爭、明代有東林黨爭、清代有戊戌帝后黨爭、民國有國共黨爭…。

 

在諸多黨爭中,北宋的新舊黨爭最值得拿來說說。宋代相較其他朝代而言,屬於較為開明的朝代,因宋太祖趙匡胤立下「不殺士大夫」的祖訓,皇帝禮遇士大夫、尊重知識份子,將治國權力下放給宰相文官,文人得以毫無顧忌一展長才,因此造就宋代的文化及經濟蓬勃發展,在歷代中是屬一屬二的。

 

北宋的新舊黨爭起因於宋神宗為了力圖改革、富國強兵,起用王安石為相進行變法新政,不料遭到朝中保守派大臣反對,後來大臣們逐漸形成新舊兩黨,新黨支持王安石的新政,舊黨反對新政,兩派官吏互相攻擊,彼此間的矛盾日益加深,演變為水火不容之勢。

 

舊黨的大臣都是宋代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:如韓琦、司馬光、歐陽修、蘇軾、蘇轍等,以司馬光為首。司馬光為人溫良謙恭、剛正不阿,且性情淡泊、不喜奢華,是傑出的文學家和史學家,後來還完成史籍鉅著:《資治通鑑》,一般常理下他應該是歸屬為「好人、正義之士」,原本與王安石的私交也很好,但後來卻成為最激烈的變法反對者。

 

這一切肇因於一次兩人關於國家財政的辯論,當時因河朔發生旱災,急需政府救濟,但國庫不足以支付,朝廷想以暫停發放文武官員明春的絹銀(獎金)來應急,於是宋神宗召集瀚林學士進行廷議。

司馬光認為:「當今國用不足、災害頻繁,首要之舉,正是削減政府支出」。

但王安石卻不以為然的說:「大臣們的收入有限,靠節省開支,實在起不了大的作用,國家財政不足,主要的原因是沒有找到善於理財的人。」

司馬光反諷說:「所謂善於理財的人,不過是盡力搜刮民財。如此一來,老百姓困苦不堪,流離成盜寇,這難道是治國之道嗎?」

王安石說:「這當然不是善於理財的人,真正高明的人,不在老百姓身上徵稅而國庫卻無比充足(原文:民不加賦而國用饒)。」

 

想不到這一句「民不加賦而國用饒」,聽在熟讀史書的司馬光耳裡,立即起了極大反應,因為讓他想到了《史記》記載漢代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這段歷史,以司馬光之見,桑弘羊和王安石所標榜的「不加賦」其實比「加賦」還要壞,因為所謂不加稅賦而國庫充足,不過是官府想辦法偷偷地奪取民間財富,它的害處更甚於公開的徵稅。

 

其實這只是農業觀點及工商業觀點的不同,並無絕對的對錯,司馬光是傳統士大夫,思想較保守,認為只有農業才是國家財政根本,稅賦取決於百姓農作物的收成數量,都是有定數的,所以不加稅根本就無法增加國庫收入。王安石則是改革者,認為國家財政要健全就必須發展工商業,貨物的流通就能創造民間財富,所以無需加稅就能充實國庫。

 

以現代經濟理論來看,王安石的看法絕無問題,但保守的司馬光卻執意認為此法行不通,並斥之為詐術,以為這是巧立名目與民爭利,會造成百姓流離失所,所以他終其一生,堅決反對變法到底。到了後來竟淪為意氣之爭,他批評王安石變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當政,曾說出:「閩人狡險,楚人輕易,今二相皆閩人,二參政皆楚人,必將引鄉黨之士,天下風俗,何由得更淳厚!」這在現代來看,就是嚴重的省籍情節,標準的「為反對而反對」。

 

以司馬光這麼一個素有節操、高風亮節的好人,黨爭時尚且會說出如此偏頗的氣話,可以想見當一個人死執自己的意識形態時,是多麼的不理性、頑固不化,而當一群人結黨後為了堅持自己的觀點與利益,無情攻訐意見相左的對手時則更可怕,黨爭之禍害也由此得到印證。

 

此後王安石曾兩度退職,新政時行時廢,臣民無所適從。新、舊兩黨更替掌政五次,皇太后攝政,舊黨得勢,即排斥新政;皇帝親政,即用新黨而排斥舊黨,彼此已完全淪為意氣之爭。黨爭最初因為政見不同而起,後來演變成排除異己的奪權之爭,一派得勢就貶斥另一派,造成北宋政局的不穩定,持續了五十多年,最終導致北宋滅亡。

 

現代的心理學理論中有個心理現象稱為:「團體迷思」(亦作團體盲思、集體錯覺,英文:Groupthink),指的是團體在決策過程中,由於成員傾向讓自己的觀點與團體一致,因而令整個團體缺乏不同的思考角度,不能進行客觀分析。團體迷思可能導致團體作出不合理、甚至是很壞的決定。部份成員即使並不贊同團體的最終決定,但在團體迷思的影響下,也會順從團體。

 

當前的政黨政治是否在在顯示這種「團體迷思」的症狀?政黨有所謂的黨綱、中心思想,結集了一群認同這種觀點的人而成立,而處在這種團體下,一切以黨的意志行動,個人即使不十分認同也無以反駁,因為那是黨的奮鬥目標、黨的神主牌,除非你退黨。假如黨員無從理性思考其合理性,只能依附在黨內集體行動,且視對手政黨如仇寇,最終結果就是政黨惡鬥,因為不同政黨必定有不同理念,在這種「非我族類,其心必異」的團體迷思下,若凡事都採激情對立,惡鬥很難有終止的一天。

 

當前惡象尚無法可解,因此,我個人此生不入黨、不結黨、不相信任何黨派,保持自己的理性,不隨團體之波而流,期待將來民主政治能發展出對治政黨政治弊端的好對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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