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台灣發生了件震撼社會的捷運隨機殺人事件，使得死刑的存廢話題再度被炒熱，由於這牽扯到法律、道德、社會觀感等等複雜層面，正反方的意見都各有支持者，每個人的心中也各有定見，一時之間難以用三言兩語道盡，在此不發表個人看法，而是從歷史尋找過去的經驗，提供給大家思考。
大多數的人應該都是嫉惡如仇的，每當我們看到社會重大案件，即使自己不是當事人，但想到受害者的無辜遭遇、加害者的心狠手辣，沒有不咬牙切齒的，都希望盡快將兇手繩之以法，更何況若當自己受害時，那心中的冤屈、憤恨更是難以平復，會非常冀望司法能還給公道，因此自古以來，人們心中都有根深蒂固的「殺人償命」的觀念，人類到目前為止的歷史，死刑一直是存在的。
死刑是以法律授予政府用「合法」的手段剝奪加害者的生命，在所有刑罰中被視為最重、最嚴厲的，古時候為了達到震攝及威嚇效果，甚至是公開執行處決，而且都是以極端的痛楚施予罪犯，讓其在痛苦中死去，一方面希望讓受害者及家屬感到釋懷、一方面警惕不法之徒勿以身試法。。另外死刑還能消除大眾潛在的恐懼，因為大家都害怕兇手在外趴趴走，有再犯的可能，所以希望他趕快伏法，才不會讓自己成為下一個倒楣的受害者。
老子的《道德經》第七十四章有段很著名的文句：
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。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常有司殺者殺。夫代司殺者殺，是謂代大匠斫，稀有不傷其手者矣。」
一般人都解釋為：人民不畏死時則勇於抗拒嚴刑竣法與暴政，但新的解釋如下：
「當為非作歹的人肆無忌憚、甚至連死都不怕時，再嚴厲的死刑也無法嚇阻犯罪；只有在大部分的人都安居樂業、謹守本份時，才會對死有所畏懼，這時縱然是偶爾執行死刑都有嚇阻作用，人們也不敢隨便犯法。
天地之間原本就有自然規律專司生殺大權，如果有人想替天行道去殺人，這就好比是想代替高明的木匠去砍木頭，很少有不砍傷自己手的。」
由於文言文的釋義各家不同，老子對於死刑的原意如何很難考據，但如以上述的解釋來大致推論，老子對死刑應該是執謹慎態度，認為死刑的存在及其效果，端視社會風氣與人心而定，當亂世時死刑的存在根本沒用、治世時死刑反而有效，這跟一般人「治亂世用重典」的觀點嚴重悖離，非常耐人尋味。
我們來看看歷史記載是否能驗證老子的觀點。
「慎刑」的唐代
史書上受人讚揚的唐代貞觀之治，是著名的盛世，當時對於刑律的制定採取「慎刑」的觀點，重視人道與尊重生命。唐太宗曾命房玄齡等著手編修舊制唐律，《資治通鑒》卷第194 記載：「玄齡等定律五百條，立刑名二十等，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，減流入徙者七十一條，凡削煩去蠹，變重為輕者，不可勝紀。」唐代將隋律中犯大辟（死刑）的罪行減了92個項目，死刑雖未全面廢除，但已大幅削減死刑條款，死刑的執行方式也明定減為絞和斬二種，廢除了前代殘酷的死刑執行方式。
「慎刑」觀念得到了唐代歷代皇帝的崇尚與踐行，《新唐書》記載，太宗貞觀四年，當時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；《舊唐書‧刑法志》也記載，玄宗開元二十五年，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。
唐代對死刑的判決與執行時都非常謹慎，且從嚴審議，首先是死刑的覆奏制度，《舊唐書‧刑法志》記載：「凡決死刑，雖令即殺，仍三覆奏……比來決囚，雖三覆奏，須臾之間，三奏便訖，都未得思，三奏何益?自今已後，宜二日中五覆奏，下諸州三覆奏……其五覆奏，以決前一日、二日覆奏，決日又三覆奏。惟犯惡逆者，一覆奏而已，著之於令。」執行死刑時必須經過繁瑣的覆奏程序，以時間換取空間，不致讓死刑在倉促間執行，而錯失任何翻案的可能性。
其次是設置了死刑案件平議制度，《舊唐書·刑法志》：「初，太宗以古者斷獄，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，乃詔大辟罪，中書、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等議之。」死刑必須經過五品以上官員的層層議決，使審判得到了有效的監督，由於多方參與審案，而能集思廣益，才能及時糾正，並減少重判、錯判的機率。
唐代的慎刑，締造了貞觀與開元兩治世，百姓安居樂業下，社會上不公平的現象減少，心中就不會產生怨氣。生活安定的人不會為生存鋌而走險，心氣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極端，因此社會的犯罪率降低，而犯死罪的人更是少之又少，死刑就無存廢問題，其存在只是警惕作用。
「嚴刑」的明代
明代是君主極權達巔峰的朝代，明太祖朱元璋對貪污深惡痛絕，因此以嚴刑打擊貪官污吏，《大明律》雖淵源於《唐律》，卻大幅增加內容，在量刑上大抵是罪輕者更為減輕，但罪重者更為加重。洪武三十年(1397年)還頒行《欽定律誥》，附於《大明律》後,共一百四十七條，均為死罪規定，用以補充及增加關於死罪的條款。
明代的死刑執行方式除了絞和斬之外，還沿用宋代殘酷的「凌遲」，並創造出了幾種酷刑：剝皮實草、廷杖、枷號、誅族等，其他《大明律》未規定的酷法濫刑也層出不窮。尤其以錦衣衛的詔獄為害最烈，其後又有東廠、西廠、內廠相繼設立，酷刑峻法，愈演愈烈。
明代雖規定流刑以上至死刑之重大案件的管轄、決斷權屬於中央，大獄重囚由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「三司會審」，最後報請皇帝決斷。但由於東廠、西廠和錦衣衛等特務機關直接參加和控制審判，皇帝獨攬司法權的情況更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。
《明史》記載：「刑法有創之自明，不衷古制者，廷杖、東西廠、錦衣衛、鎮撫司獄是已。是數者，殺人至慘，而不麗於法。踵而行之，至末造而極。舉朝野命，一聽之武夫、宦豎之手，良可嘆也。」明僖宗時魏忠賢當政，其義子田爾耕、許顯純典詔獄，被廠衛捉拿審訊之人必須出贖金減刑，若有不從就要受全刑。全刑者，曰械，曰鐐，曰棍，曰拶，曰夾棍。五毒備具，呼聲沸然，血肉潰爛，宛轉求死不得，受刑之人往往挺不過當晚，可見其殘酷及濫刑。
在如此的嚴刑峻法控制之下，明代的社會風氣與治安有更好嗎？答案顯然是否定的，明代官員鋌而走險、反而更加貪污，不但民不畏死、官更不畏死，犯罪刑案也層出不窮，可參閱明末著名的民間小說：「三言二拍」（馮夢龍的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恆言》；凌濛初的《初刻拍案驚奇》、《二刻拍案驚奇》），裡面就道盡明代社會種種光怪陸離、人性扭曲的社會怪現象。
當社會動盪、民不聊生時，百姓為了糊口求生存，此時的死刑再如何嚴厲與殘酷，都嚇阻不了犯罪，因為橫豎都是死，不如泯滅人性、大幹一票，還有一絲生存機會，被抓到再說，但這時候的社會風氣早已敗壞到極點，人心已險惡到不忍卒賭。
「治世輕刑罰民越治、亂世用重典民更亂」，社會治安的好壞取決於人心、教育、施政，而不在法律多完備或多嚴酷，一無所有的窮人根本不怕死，家財萬貫的有錢人才怕死，不知道執政者是否了悟其中道理？
